为什么说中国镉污染灾害初露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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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8-02 16:04
为什么说中国镉污染灾害初露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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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8-03 10:32
经常吃“镉米”及被镉严重污染的蔬菜、水果、饮用含镉量超标的水，长期积累，都可以出现镉的慢性中毒。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金泰廙领衔的金属毒理课题组的一项成果表明：在我国，镉污染长期存在，一些地方近年还出现了加剧的趋势
我国镉污染耕地面积为1.33万公顷，涉及11个省的25个地区，并有11处污灌区土壤镉含量达到了生产“镉米”的程度
不久前，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马家河乡新马村的罗少坤在未查出病因的情况下去世。“他就是经常觉得腿脚乏力，腹胀腹痛，到长沙的大医院检查，医生除了说肝肾功能不好外，也查不出究竟得了什么病。”罗少坤的妻子殷杏桃描述说。
就在罗少坤去世的当天，其大儿媳彭映群也开始腹痛难忍，当地医院也查不出病因。因此，罗家人猜测：全家人喝的地下水被污染了，因为隔壁就是一家生产摩托车大货架、前保险杠等系列镀镉产品的公司。
根据殷杏桃的描述，1998年，隔壁这家企业排放的废水污染了罗家的饮水井，致使井水颜色变成橙蓝色，经株洲市环保局检测发现后井水不能饮用。于是，这家企业在离罗家几百米处打了一个井，作为自来水分别给罗家及附近几家人饮用。
但是去年，罗家两个儿子罗习光、罗习纯两兄弟发现，自来水又一次变成了蓝色，当时兄弟俩的妻子和父亲罗少坤均有腹痛症状，便立即送到株洲市人民医院，诊断结果是食物中毒。
过后不久，罗家老少十几个人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腹痛、呕吐、关节疼痛，母亲殷杏桃及儿媳出现乳房胀痛，镇政府将他们送到湖南省劳卫所医院化验，结果为镉中毒。
与此同时，村里又有数十名村民出现呕吐、晕厥等症状，由于怀疑这些异常缘于水污染，村民被安排集体体检，检查结果令人震惊：1100多名村民被诊断为尿液中镉含量超标，其中200多人被认定为严重超标。尿液中镉的含量标准参考值为小于5.0微摩尔/摩尔肌酐，大多数村民的检测结果则达到了15—30微摩尔/摩尔肌酐。
其实，在2006年初，湘江的株州段也刚发生过一场镉的严重污染：株洲市霞湾港清淤治理工程施工不当且未采取适当防范措施，造成湘江株洲霞湾港至长沙段发生严重水污染事故，导致湘潭、长沙两市水厂取水水源的水质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有人认为新马村的镉污染可能也是这次事故所致，而新马村及周边的一些村子因土壤水体等受到污染，生产的稻米及蔬菜、甚至家禽家畜，都没法再卖出去了。
此外，在江西省贵溪市滨江乡铜都村苏门村小组的村民在向媒体发去的函件中写道“我们地处贵溪冶炼厂以北。冶炼厂未建之前，我组水稻亩产700公斤，蔬菜是无公害、无污染产品。但是自从冶炼厂建厂以来，我组的农田、菜园逐年受到贵冶‘三废’的严重污染。监测结果表明，我们这里土壤含镉超标30倍，稻谷、蔬菜不能食用。”
苏门村的村民说，他们的农田本是红壤性水稻土，往年耕种只要管理得当，就能获得较好的产量。但由于农田已经被污染，种出来的稻米不仅人不能吃，就连牲畜都不能喂，所以现在没人敢再种田了。而村民对这种重金属中毒，一般前期只觉得身体不舒服，也查不出什么病，他们都“硬扛”，等到后来感觉严重了，再去医院看病治疗已经晚了。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金泰廙领衔的金属毒理课题组的一项成果表明：在我国，镉污染长期存在，一些地方近年还出现了加剧的趋势。人群中存在经常与镉污染接触的人，因此他们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对镉接触人员运用分子生物学方法进行筛查，以保护人们免受镉中毒。
“纯金属镉其实毒性并不大，但当它一旦在冶炼或工业生产中与其他物质产生化学反应，变成有机的镉化物，就会有很大的毒性。”谈起镉对人的危害，解放军307医院全军中毒救治中心副主任王汉斌教授这样告诉记者。
镉中毒，不仅在从事相关金属冶炼及工业制造的人群中容易发生，目前在中国一些地方，因为泄漏或不当的工业污水废气的排放等因素，出现当地的空气、水源、土壤中含有较高浓度的镉，土地种生产的蔬菜、水果、稻米等农产品受到镉污染，当地人群吃了“镉米”、“镉菜”出现镉中毒的现象。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中心主任陈同斌给记者提供的资料显示，目前，我国镉污染问题严峻，每年由工业废弃物排放到环境中的镉总量约680余吨。例如，湖北省某炼铜厂通过高达120米的烟囱每天都向大气中排放含镉废气，每年排镉量约2. 5吨，波及10公里范围，污染面积达13万亩，其中重污染区(土壤含镉量达1. 64mg/kg)为3万亩。在我国，个别高污染地区空气中的镉严重超标，直接吸入这样高浓度的镉空气就可造成家畜的健康伤害。
金属冶炼及工业制造通过对水体、土壤的污染，可能对当地环境及居民健康带来致命打击。陈同斌表示，据我国长江干流、黄河干流、淮河干流、珠江、松花江、海滦河和大辽河等七大水系、2 6个国控湖泊、水库的监测发现，长江水系的镉污染是仅次于汞的重金属污染物；黄河水系有16.7%的断面镉超标；淮河干流镉超标率16.7%；滦河镉平均超标率范围16.7%至83.9%，26个国控湖泊、水库中都发现了不同程度的镉污染问题。
与此同时，地表饮用水源中的镉污染也仅次于汞的重金属污染物，在对作为饮用水源的城市河流污染物监测中发现，城市河流有18.46%的河段面镉超过III类水体标准，9.23%河段年均值超过III类水体标准。由于镉的含量随季节波动较大，特别在枯水期，如不控制排放，镉污染将加剧。
上世纪40到60年代，日本富山县神通川流域发生的“骨痛病”(主要是全身骨骼疼痛，人们总是叫“痛、痛、痛”，因此又称之为“痛痛病”)。调查后来发现，这是因为当地的土壤水源受到了镉的污染，污染土壤所产稻米含镉量超过1 毫克/千克，远远超过对人健康产生影响的米镉含量0.4毫克/千克。当地居民长期食用这样的“镉米”(每天仅从大米中就可摄入镉300-480微克)，并直接饮用被镉污染的神通川的水，才造成了所谓“痛痛病”的流行。
而目前在我国，也有一些地方生产的稻米因为被污染达到了“镉米”的程度。
据统计，我国镉污染耕地面积为1.33万公顷，涉及11个省的25个地区，并有11处污灌区土壤镉含量达到了生产“镉米”的程度，这些地区每年生产“镉米”5万吨。仅沈阳市张士灌区在用污水灌溉20多年后，被污染的耕地已多达2533公顷，其中严重污染面积占13%，这些耕地上生产的农产品镉含量严重超标，稻米中镉的浓度高达0.4至1.0毫克/千克(已超过诱发“痛痛病”的平均镉浓度)，稻田土壤含镉达到5至7毫克/千克。
但是直到现在，张士灌区镉污染仍没有明确的结论。国家环境保护环境与健康重点实验室主任高增林告诉记者，张士灌区生产的每公斤大米里，含镉量达到或超过了一毫克，可以引起镉的慢性中毒了，但是当地把这些镉米都封存后，一直没有什么明确的意见，那里现在大多已被搞成了开发区，最后怎么样了，也不太清楚。
前不久，高增林在北京开会，碰见从辽宁来的一些相关专家，高增林问他们张士灌区镉污染以及“镉米”现在有没有什么最终的结论，回答是还没有。高增林说，这是不应该的，镉污染如此严重，是该有个结论的。
据了解，张士灌区周边也有一些乡镇，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镉污染，大片大片的土地作为政府 “储备”用地被闲置起来，长满了野草。
而在其他一些地方，因为土壤水源受到镉的污染，也出现了大量“镉米”。
江西省大余县，农田土壤镉污染面积达5500公顷，严重污染面积占12%；广西某矿区生产的稻米中镉浓度严重超标，当地居民长期食用这种“镉米”后已经开始出现“痛痛病”的症状，经过骨骼透视后确定，很多人已经达到“痛痛病”的第三个阶段。另外土壤中的作物受镉污染导致“镉米”的地区还有上海川沙、广东广州和韶关、广西阳朔、湖南衡阳、湖南郴州等地。
环境中这些镉污染的来源主要与有色金属矿产开发、冶炼及其他工业生产排出的废气、废水和废渣有关，而我国的耕地大量使用磷肥，由于自然磷矿，具有相当高的镉含量，因此这些磷肥进入土壤，也加重了土壤中的镉浓度。此外，镉被广泛应用于许多工业部门，在电镀、制造合金、焊料、颜料、电池、雷达、电视机荧光屏、半导体元件、杀虫剂、塑科、枪械弹药等生产中用作原料或催化剂，它们在生产过程中可向环境排放出含镉废物，城市污泥和城市垃圾的焚烧也可导致镉含量增高。
而从事相关行业的人员自然成了镉污染的直接受害者。据统计，我国职业性的镉接触引起的镉中毒事件时有发生。
广东惠州及江苏无锡的两家电池厂都曾出现被高度怀疑为镉中毒的事件，甚至引起了工人的集体抗议。王汉斌说，虽然最终都没有明确的结论，但职业性地长期接触镉，的确完全可能引起镉中毒的。
在他救治的镉中毒者中，多是因为在生产过程中生了镉泄漏，被吸入到了体内，因为发病急，称作急性中毒，它主要侵害人的呼吸器官，比如肺部，发病者往往会咽喉干痛、流涕、干咳、胸闷、呼吸困难，还可能头晕、乏力、关节酸痛、寒战、发热等类似流感的表现，严重者会出现支气管肺炎、肺水肿等病症，甚至可能因呼吸循环衰竭而死亡。
而由水源或食物等引起的镉中毒多为慢性发作，它会引起消化道黏膜的刺激，出现恶心、呕吐、腹泻、腹痛等症状，严重的也会抽搐，这种经消化道吸收引起的镉中毒会引起人的肾、脾等器官的损害，还会出贫血、生殖功能下降等。像经常吃“镉米”及被镉严重污染的蔬菜、水果、饮用含镉量超标的水，长期积累，都可以出现镉的慢性中毒。
镉中毒除了引起痛痛病及身体系列器官的损害之外，本身其实也是致癌物之一，它能引起肺、前列腺和睾丸的恶性肿瘤。1997年以来，美国毒物与疾病管理委员会一直将镉列为第6位危害人体健康的有毒物质。王汉斌告诉记者，根据职业病的诊断标准来看，当一个人尿液中镉浓度被连续两次测定在5微摩尔/摩尔肌酐时，就会被作为镉中毒观察对象了。
镉中毒不仅在日本及我国发生过，在世界很多国家都曾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美国等国家由于锡矿资料不足，电气冷藏库的制冰器皿等以镀镉容器代用，就发生了不少镉中毒病例。英国也曾发生64起急性镉中毒事件，还造成其中10人死亡。
正因为镉对人健康所带来的这种严重威胁，国际上也对此展开了研究。联合国国际环境规划署(DNFP)和国际劳动卫生重金属委员会还把镉列入重点研究的环境污染物，世界卫生组织(WHO)则将其作为优先研究的食物污染物。
据了解，日本自出现镉污染出现“镉米”及“痛痛病”以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防止镉中毒事件的再度发生。1970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农地土壤污染防治法”，规定镉及其化合物为有害物质。还规定食用糙米中镉含量的卫生标准是0.4 毫克/千克，凡所产大米的含镉量大于1毫克/千克的农田，一律划为“封闭区”，不得再种植水稻。
面对我国的镉污染，高增林指出，关键还是有综合的治理措施，比如像贵州赫章地区，那里有很多矿，在采矿过程中，因为缺少必要的保护措施，造成了那里镉的污染。那里采矿已有上千年历史了，大家都去把好的精品拿走了，剩下上千万吨的废渣不处理，自然容易对周边环境造成很大的影响了。
高增林认为，那些废渣里其实还是有不少有用的东西，如果把这些东西提取出来，剩下的按照环保的要求进行有效的处理，既能从中获取现实的利益，还能保护当地的环境。
陈同斌提出的解决办法则是要严格控制重金属含量超标的污水进入农田、菜地；改变镉污染土地的利用方式,通过种植特殊的超富集植物吸收并去除土壤中的镉，避免在镉污染的土地上种植生菜等容易吸收镉的作物品种，将菜地改为林地、苗圃、花圃等, 切断污染物通过食物链危害人体健康的途径；建立农产品产地和上市检验制度，对污染区生产的蔬菜、粮食及淡水鱼进行严格检验, 超标者不准上市。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金泰廙领衔的金属毒理课题组的一项成果表明：在我国，镉污染长期存在，一些地方近年还出现了加剧的趋势
我国镉污染耕地面积为1.33万公顷，涉及11个省的25个地区，并有11处污灌区土壤镉含量达到了生产“镉米”的程度
不久前，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马家河乡新马村的罗少坤在未查出病因的情况下去世。“他就是经常觉得腿脚乏力，腹胀腹痛，到长沙的大医院检查，医生除了说肝肾功能不好外，也查不出究竟得了什么病。”罗少坤的妻子殷杏桃描述说。
就在罗少坤去世的当天，其大儿媳彭映群也开始腹痛难忍，当地医院也查不出病因。因此，罗家人猜测：全家人喝的地下水被污染了，因为隔壁就是一家生产摩托车大货架、前保险杠等系列镀镉产品的公司。
根据殷杏桃的描述，1998年，隔壁这家企业排放的废水污染了罗家的饮水井，致使井水颜色变成橙蓝色，经株洲市环保局检测发现后井水不能饮用。于是，这家企业在离罗家几百米处打了一个井，作为自来水分别给罗家及附近几家人饮用。
但是去年，罗家两个儿子罗习光、罗习纯两兄弟发现，自来水又一次变成了蓝色，当时兄弟俩的妻子和父亲罗少坤均有腹痛症状，便立即送到株洲市人民医院，诊断结果是食物中毒。
过后不久，罗家老少十几个人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腹痛、呕吐、关节疼痛，母亲殷杏桃及儿媳出现乳房胀痛，镇政府将他们送到湖南省劳卫所医院化验，结果为镉中毒。
与此同时，村里又有数十名村民出现呕吐、晕厥等症状，由于怀疑这些异常缘于水污染，村民被安排集体体检，检查结果令人震惊：1100多名村民被诊断为尿液中镉含量超标，其中200多人被认定为严重超标。尿液中镉的含量标准参考值为小于5.0微摩尔/摩尔肌酐，大多数村民的检测结果则达到了15—30微摩尔/摩尔肌酐。
其实，在2006年初，湘江的株州段也刚发生过一场镉的严重污染：株洲市霞湾港清淤治理工程施工不当且未采取适当防范措施，造成湘江株洲霞湾港至长沙段发生严重水污染事故，导致湘潭、长沙两市水厂取水水源的水质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有人认为新马村的镉污染可能也是这次事故所致，而新马村及周边的一些村子因土壤水体等受到污染，生产的稻米及蔬菜、甚至家禽家畜，都没法再卖出去了。
此外，在江西省贵溪市滨江乡铜都村苏门村小组的村民在向媒体发去的函件中写道“我们地处贵溪冶炼厂以北。冶炼厂未建之前，我组水稻亩产700公斤，蔬菜是无公害、无污染产品。但是自从冶炼厂建厂以来，我组的农田、菜园逐年受到贵冶‘三废’的严重污染。监测结果表明，我们这里土壤含镉超标30倍，稻谷、蔬菜不能食用。”
苏门村的村民说，他们的农田本是红壤性水稻土，往年耕种只要管理得当，就能获得较好的产量。但由于农田已经被污染，种出来的稻米不仅人不能吃，就连牲畜都不能喂，所以现在没人敢再种田了。而村民对这种重金属中毒，一般前期只觉得身体不舒服，也查不出什么病，他们都“硬扛”，等到后来感觉严重了，再去医院看病治疗已经晚了。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金泰廙领衔的金属毒理课题组的一项成果表明：在我国，镉污染长期存在，一些地方近年还出现了加剧的趋势。人群中存在经常与镉污染接触的人，因此他们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对镉接触人员运用分子生物学方法进行筛查，以保护人们免受镉中毒。
“纯金属镉其实毒性并不大，但当它一旦在冶炼或工业生产中与其他物质产生化学反应，变成有机的镉化物，就会有很大的毒性。”谈起镉对人的危害，解放军307医院全军中毒救治中心副主任王汉斌教授这样告诉记者。
镉中毒，不仅在从事相关金属冶炼及工业制造的人群中容易发生，目前在中国一些地方，因为泄漏或不当的工业污水废气的排放等因素，出现当地的空气、水源、土壤中含有较高浓度的镉，土地种生产的蔬菜、水果、稻米等农产品受到镉污染，当地人群吃了“镉米”、“镉菜”出现镉中毒的现象。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中心主任陈同斌给记者提供的资料显示，目前，我国镉污染问题严峻，每年由工业废弃物排放到环境中的镉总量约680余吨。例如，湖北省某炼铜厂通过高达120米的烟囱每天都向大气中排放含镉废气，每年排镉量约2. 5吨，波及10公里范围，污染面积达13万亩，其中重污染区(土壤含镉量达1. 64mg/kg)为3万亩。在我国，个别高污染地区空气中的镉严重超标，直接吸入这样高浓度的镉空气就可造成家畜的健康伤害。
金属冶炼及工业制造通过对水体、土壤的污染，可能对当地环境及居民健康带来致命打击。陈同斌表示，据我国长江干流、黄河干流、淮河干流、珠江、松花江、海滦河和大辽河等七大水系、2 6个国控湖泊、水库的监测发现，长江水系的镉污染是仅次于汞的重金属污染物；黄河水系有16.7%的断面镉超标；淮河干流镉超标率16.7%；滦河镉平均超标率范围16.7%至83.9%，26个国控湖泊、水库中都发现了不同程度的镉污染问题。
与此同时，地表饮用水源中的镉污染也仅次于汞的重金属污染物，在对作为饮用水源的城市河流污染物监测中发现，城市河流有18.46%的河段面镉超过III类水体标准，9.23%河段年均值超过III类水体标准。由于镉的含量随季节波动较大，特别在枯水期，如不控制排放，镉污染将加剧。
上世纪40到60年代，日本富山县神通川流域发生的“骨痛病”(主要是全身骨骼疼痛，人们总是叫“痛、痛、痛”，因此又称之为“痛痛病”)。调查后来发现，这是因为当地的土壤水源受到了镉的污染，污染土壤所产稻米含镉量超过1 毫克/千克，远远超过对人健康产生影响的米镉含量0.4毫克/千克。当地居民长期食用这样的“镉米”(每天仅从大米中就可摄入镉300-480微克)，并直接饮用被镉污染的神通川的水，才造成了所谓“痛痛病”的流行。
而目前在我国，也有一些地方生产的稻米因为被污染达到了“镉米”的程度。
据统计，我国镉污染耕地面积为1.33万公顷，涉及11个省的25个地区，并有11处污灌区土壤镉含量达到了生产“镉米”的程度，这些地区每年生产“镉米”5万吨。仅沈阳市张士灌区在用污水灌溉20多年后，被污染的耕地已多达2533公顷，其中严重污染面积占13%，这些耕地上生产的农产品镉含量严重超标，稻米中镉的浓度高达0.4至1.0毫克/千克(已超过诱发“痛痛病”的平均镉浓度)，稻田土壤含镉达到5至7毫克/千克。
但是直到现在，张士灌区镉污染仍没有明确的结论。国家环境保护环境与健康重点实验室主任高增林告诉记者，张士灌区生产的每公斤大米里，含镉量达到或超过了一毫克，可以引起镉的慢性中毒了，但是当地把这些镉米都封存后，一直没有什么明确的意见，那里现在大多已被搞成了开发区，最后怎么样了，也不太清楚。
前不久，高增林在北京开会，碰见从辽宁来的一些相关专家，高增林问他们张士灌区镉污染以及“镉米”现在有没有什么最终的结论，回答是还没有。高增林说，这是不应该的，镉污染如此严重，是该有个结论的。
据了解，张士灌区周边也有一些乡镇，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镉污染，大片大片的土地作为政府 “储备”用地被闲置起来，长满了野草。
而在其他一些地方，因为土壤水源受到镉的污染，也出现了大量“镉米”。
江西省大余县，农田土壤镉污染面积达5500公顷，严重污染面积占12%；广西某矿区生产的稻米中镉浓度严重超标，当地居民长期食用这种“镉米”后已经开始出现“痛痛病”的症状，经过骨骼透视后确定，很多人已经达到“痛痛病”的第三个阶段。另外土壤中的作物受镉污染导致“镉米”的地区还有上海川沙、广东广州和韶关、广西阳朔、湖南衡阳、湖南郴州等地。
环境中这些镉污染的来源主要与有色金属矿产开发、冶炼及其他工业生产排出的废气、废水和废渣有关，而我国的耕地大量使用磷肥，由于自然磷矿，具有相当高的镉含量，因此这些磷肥进入土壤，也加重了土壤中的镉浓度。此外，镉被广泛应用于许多工业部门，在电镀、制造合金、焊料、颜料、电池、雷达、电视机荧光屏、半导体元件、杀虫剂、塑科、枪械弹药等生产中用作原料或催化剂，它们在生产过程中可向环境排放出含镉废物，城市污泥和城市垃圾的焚烧也可导致镉含量增高。
而从事相关行业的人员自然成了镉污染的直接受害者。据统计，我国职业性的镉接触引起的镉中毒事件时有发生。
广东惠州及江苏无锡的两家电池厂都曾出现被高度怀疑为镉中毒的事件，甚至引起了工人的集体抗议。王汉斌说，虽然最终都没有明确的结论，但职业性地长期接触镉，的确完全可能引起镉中毒的。
在他救治的镉中毒者中，多是因为在生产过程中生了镉泄漏，被吸入到了体内，因为发病急，称作急性中毒，它主要侵害人的呼吸器官，比如肺部，发病者往往会咽喉干痛、流涕、干咳、胸闷、呼吸困难，还可能头晕、乏力、关节酸痛、寒战、发热等类似流感的表现，严重者会出现支气管肺炎、肺水肿等病症，甚至可能因呼吸循环衰竭而死亡。
而由水源或食物等引起的镉中毒多为慢性发作，它会引起消化道黏膜的刺激，出现恶心、呕吐、腹泻、腹痛等症状，严重的也会抽搐，这种经消化道吸收引起的镉中毒会引起人的肾、脾等器官的损害，还会出贫血、生殖功能下降等。像经常吃“镉米”及被镉严重污染的蔬菜、水果、饮用含镉量超标的水，长期积累，都可以出现镉的慢性中毒。
镉中毒除了引起痛痛病及身体系列器官的损害之外，本身其实也是致癌物之一，它能引起肺、前列腺和睾丸的恶性肿瘤。1997年以来，美国毒物与疾病管理委员会一直将镉列为第6位危害人体健康的有毒物质。王汉斌告诉记者，根据职业病的诊断标准来看，当一个人尿液中镉浓度被连续两次测定在5微摩尔/摩尔肌酐时，就会被作为镉中毒观察对象了。
镉中毒不仅在日本及我国发生过，在世界很多国家都曾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美国等国家由于锡矿资料不足，电气冷藏库的制冰器皿等以镀镉容器代用，就发生了不少镉中毒病例。英国也曾发生64起急性镉中毒事件，还造成其中10人死亡。
正因为镉对人健康所带来的这种严重威胁，国际上也对此展开了研究。联合国国际环境规划署(DNFP)和国际劳动卫生重金属委员会还把镉列入重点研究的环境污染物，世界卫生组织(WHO)则将其作为优先研究的食物污染物。
据了解，日本自出现镉污染出现“镉米”及“痛痛病”以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防止镉中毒事件的再度发生。1970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农地土壤污染防治法”，规定镉及其化合物为有害物质。还规定食用糙米中镉含量的卫生标准是0.4 毫克/千克，凡所产大米的含镉量大于1毫克/千克的农田，一律划为“封闭区”，不得再种植水稻。
面对我国的镉污染，高增林指出，关键还是有综合的治理措施，比如像贵州赫章地区，那里有很多矿，在采矿过程中，因为缺少必要的保护措施，造成了那里镉的污染。那里采矿已有上千年历史了，大家都去把好的精品拿走了，剩下上千万吨的废渣不处理，自然容易对周边环境造成很大的影响了。
高增林认为，那些废渣里其实还是有不少有用的东西，如果把这些东西提取出来，剩下的按照环保的要求进行有效的处理，既能从中获取现实的利益，还能保护当地的环境。
陈同斌提出的解决办法则是要严格控制重金属含量超标的污水进入农田、菜地；改变镉污染土地的利用方式,通过种植特殊的超富集植物吸收并去除土壤中的镉，避免在镉污染的土地上种植生菜等容易吸收镉的作物品种，将菜地改为林地、苗圃、花圃等, 切断污染物通过食物链危害人体健康的途径；建立农产品产地和上市检验制度，对污染区生产的蔬菜、粮食及淡水鱼进行严格检验, 超标者不准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