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宗法： 我国煤电困局的表现 、成因与对策

近期，一些研究机构、政府部门和能源企业纷纷启动编制能源、电力“十四五”规划的前期工作。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将继续大力推动绿色发展、清洁转型，可再生能源将持续增长，高碳化石能源将大幅减少。昔日“一煤独大、独步天下”的煤电，如何破解时下前所未有的困惑尴局、找准现代能源体系中新的定位、保障煤电清洁高效利用与高质量生存发展，仍是绕不开的核心话题之一。

我国紧密、重要、复杂、冲突的煤、电关系

在能源清洁转型的大背景下，经过10多年的努力，我国能源结构不断优化，清洁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节能减排成效显著。但是，至今仍未从根本上撼动“煤为基础、电为中心、煤电过半、油气进口”的能源格局，煤炭、煤电仍属主体能源。2018年，我国煤炭产业保持“三个世界第一、一个世界第三”的地位。我国电力装机达到19亿千瓦，其中：煤电装机10.1亿千瓦，占比53%；煤机发电量4.45万亿千瓦时，占比64%；燃料成本占煤电发电成本70%左右。

煤、电两大产业，上下游关系，相互依存，关联度极大。煤炭是火电企业的“生命之源”，煤炭能否保供、煤价的涨落直接决定火电企业的生存发展、盈亏状况。我国电煤消费比重一般保持在一半左右，2018年为21亿吨，占比53%；铁路近50%的运力用于煤炭运输，2018年达23.81亿吨。同样，火电是煤炭企业最大的用户和市场，火电的保有量与盈亏也影响着煤炭资源的转化能力。

煤、电两大产业本该是“唇齿相依、协调发展、互利共赢”的关系，但现实中却由于煤企、电企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的差异以及两个行业的传统分隔，经常“相生相克、相互冲突”，爆发煤电矛盾。这既是政府、煤企、电企、铁路、用户各方长期博弈的结果，也是政府计划体制与市场运行机制严重冲撞的本质反映。因此，近年来煤电企业高度关注煤炭市场变化、电力市场化改革、能源企业重组、能源清洁转型等影响因素。

多因素叠加与我国煤电的困局

不可否认，我国煤电清洁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大气污染物排放快速下降，发电效率持续提高、碳排放强度不断下降、耗水和废水排放量逐年减少、固废物综合利用水平明显提升，煤电发电技术和污染物控制技术已达世界先进水平。然而，目前煤电行业却面临种种困惑，处于“第二个困难期”，主要表现在：

一是煤电前景不明，社会争议很大。多年来，在未来的能源结构中要不要煤电，或煤电扮演什么角色，社会上一直争论不休，始终未形成共识，煤电前景迷茫。以气候专家、新能源企业为代表的一派认为，煤炭污染环境，能源清洁转型就像搬新家，不扔掉煤电这些“旧沙发”，就不可能买可再生能源这个“新沙发”，因为没空间，我国“三弃”现象就是煤电规模过大造成的。以煤炭、煤电企业为代表的另一派则认为，不能“妖魔化”煤炭、煤电，我国是富煤国家，煤炭、煤电两个行业互相依存、互相影响，“唇亡齿寒”，关系国计民生。可再生能源不稳定、经济性差，关键时刻还得靠煤炭、煤电，而且煤炭正在发展清洁利用技术、煤电大力实施超低排放改造，还是应该依靠煤炭、发展煤电。

二是电力产能过剩，受市场竞争、新能源挤压，煤电量价齐跌。目前，我国电力产能过剩，发电行业系统性风险增加。火电利用小时已从2004年的5991小时，一路下滑，2016年降至4165小时，2017、2018止跌企稳(4209、4361小时)，但设备平均利用率已下降到50%左右，大量机组处于停备状态。同期，绿色发展步伐明显加快，风、光、水、核、气、生物质并举，特别是风电“疯长”，光伏掀起抢装“狂潮”，清洁装机占比大幅度提升。而且，近年来新能源补贴退坡、平价上网，市场竞争力显著增强，煤电不得不为清洁能源优先消纳作出让步。另外，随着2015年新电改的推进和发用电计划的大幅放开，将进入全面竞价时代，煤电首当其冲，“降价潮”席卷全国。一些区域的煤电企业“离不开、活不了”，深陷生存危机。

三是煤炭去产能，煤价厂型走势，煤电企业燃料成本高企。2016年，宏观经济开始企稳，煤炭需求止跌回升，增长0.5%，因为政府限产、去产能，原煤产量仅为33.6亿吨，下降了9.4%，导致市场供不应求，煤价大幅反弹。2017、2018年尽管产量有所释放，但煤炭需求放大，煤价高位震荡，呈“厂”型走势。到2018年底，煤炭去产能10亿吨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呈现“煤矿少、单产高、区域集中、应急供应难”的特点。反映燃料成本的CECI沿海电煤采购5500大卡综合价，2017、2018年分别在650~700元/吨、571~635元/吨震荡，均超过国家规定的绿色区间。“十三五”，煤炭市场的紧平衡与煤价的再度高企以及跨区域调运难，对发电行业的直接影响是抢煤发电、燃料成本大增，导致煤、电行业经营业绩冰火两重天。